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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李德恩
永川日报记者 谢凤/文 见习记者 陈科儒/图
今年已94岁高龄的李德恩虽然有点口齿不清，但一回忆起当兵的往事，李德恩却异常兴奋，眼神中流露出无限自豪。
李德恩是山东人，于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参加过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1949年，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他作为“南下干部”被安排到永川，担任永川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区长。没想到，首先迎接他的便是征粮和剿匪两个艰巨的任务。
据李德恩回忆，1949年12月4日，永川解放，17日，永川县人民政府成立，接着各区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第二区人民政府便设在石庙场(现为永川区大安街道石庙社区)上。石庙场位于箕山脚下，离成渝公路较近，距县城30华里，交通方便。它在石庙区的中心，地势险要。场的一边是悬崖陡壁，周围筑有高墙，碉堡密布;四面有寨门，比较坚固，是易守难攻的地方。离场约5公里的箕山，山高林茂，绵延起伏，东与铜梁、璧山两县的山脉连接，沿山煤窑纸厂多，解放前常有土匪出没。
新的人民政权建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急需筹集粮食，支援解放军，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开展征粮工作便是一项既迫切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永川解放前夕，在永川的特务头子史天运、王介仁等潜伏下来，暗中组织反革命武装。因此，当新的人民政权诞生不久，解放军大部队又开赴新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忙于征粮的时候，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与恶霸豪绅、惯匪、反动会道门和一些伪乡、保长便趁机勾结起来，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他们大肆造谣破坏，组织武装暴乱，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抢劫国家财物，攻打县人民政府，枪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在这种情势下，征粮工作必须结合剿匪。于是，一场剿匪斗争展开了。
在土匪攻打石庙场的前夕，石庙区就已经通过当地群众了解到一些土匪活动的情况。当时，盘踞在石庙区周围的匪首有国民党重庆警备旅大队长陈天麟及国民党军营长王阴璧、大地主张经伦、伪乡长宋南辉，还有“中国民众救国军东西山游击军区第一路纵队”副司令宋双(惯匪)等。他们跃跃欲试，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土匪攻打石庙场的前两天，就有山脚下的群众专程跑来告诉我们，土匪要攻打石庙场。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斗部署上都有所准备。”李德恩说。
以十对千的艰难抗争
李德恩清晰地记得，1950年2月14日(农历腊月28)上午11时，土匪头子宋双、宋南辉、陈天麟、张经伦等组织1000余土匪，带着机枪4挺，抬炮(管子炮)2门，步枪、手枪数百支和很多大刀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石庙场。他赓即率领军大学生、炊事员、通讯员、区署干部共12人，携带步枪5支、冲锋枪1支、手枪2支和4颗手榴弹，分成两组应战。
李德恩带领6人登上原宋南辉所筑的碉堡，区财粮助理员李千元带领4个人登上原大地主宋琪所筑的碉堡。这两个碉堡相距只有100多公尺，可以相互照应，加之地势险要，碉堡坚固，土匪不敢接近。进入碉堡前，同志们就将碉堡周围一切可以引火的东西收藏起来，以防土匪用火攻，同时把碉堡四周的窗口也堵塞起来。当时大家冷静分析了情况：虽然土匪有1000余人，而我方只有10余人，但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绝大多数是因不明党的政策，被他们欺骗胁迫来的，真正给他们卖命的是极少数。所以他们没有多大力量，只要沉着应战，顽强坚持，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尽管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不为众多的土匪所吓倒，但在战术上李德恩和同志们还是重视敌人的。土匪将两个碉堡层层围住，步步逼近，先是硬打，大家顽强抵抗，土匪死伤惨重。土匪见硬打不行，便采取火攻，企图烧掉碉堡，他们用火烧了一天一夜，但始终未能把两个碉堡烧起来。土匪见无法攻进碉堡，妄图利用调虎离山计把大家引出，然后全部歼灭。但李德恩和同志们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两个碉堡的同志并未撤走，还彼此喊话，交流战绩，互相鼓励，更加坚定了战斗意志。土匪见大家不但没有上当，反而得到休息，便又重新组织了攻势。
拼智拼勇终获胜利
李德恩带领同志们一直战斗到15日下午仍不见援兵到来，剩下的子弹又不多了，怎么办?
李千元那个碉堡里的同志决定15日晚突围。他们找来纸写上“今晚突围”四个大字，用竹竿高高地撑到只有李德恩这个碉堡的人能看见的地方，好让李德恩配合行动。由于土匪的火力封锁了视线，所以李德恩和同志们也一直没有看到这几个大字。
15日深夜，天色漆黑，李千元带领的队伍掘洞出去，冲出了敌人的重围，跑步到永川县人民政府报告了石庙场被1000余土匪围攻的情况。16日凌晨，土匪发现李千元队伍已经成功突围，趁机占据了他们之前盘踞的碉堡，并向盘踞在另一个碉堡的李德恩队伍喊话，造谣说：“县城都被我们的人占领了，你们快缴枪吧。”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得到的回答除了枪声，就是“解放军从来没有缴过枪，我们有的是弹头，来拿吧”的愤怒声。这时，李德恩和同志们已经战斗了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累得精疲力尽。两天两夜的战斗让同志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能够坚持战斗，胜利就有希望。因此，“坚持就是胜利”，成了李德恩和同志们与土匪顽强战斗的精神力量。
但对于到底能坚持多久，支援部队何时到来，大家都心中无数。在这关键时刻，李德恩作为一名指挥员，设法稳住同志们的思想情绪，鼓起同志们的勇气，坚信坚持就是胜利。到16日中午，同志们的子弹快要打完了。李德恩思索着，一旦土匪攻进来，怎么办?于是，他和同志们打起了提前量，一起研究对策，作了与土匪最后决战的准备，决定把楼下的砖头全部搬到楼上，若子弹打光后，土匪攻进楼时，就用砖头砸，最后与土匪拼刺刀，血战到底。
他们想不到，县人民政府得到石庙场被土匪围攻的消息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组织部队前往增援。因此，解放军103团和璧山部队同时行动，从铜梁、璧山方向包围石庙，永川县的支援部队100余人由副县长李焕章、公安局长刘汉山率领，从茶店方向包围石庙。土匪见增援部队从铜梁、永川方向赶来，便仓惶向复兴、九龙方向逃去。至此，与土匪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
胜利了，固然值得高兴，但让同志们遗憾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他们牺牲了两名同志，一位是区民运委员杨献舂，土匪进场时，他进入区署内的另一个碉堡，只身一人，寡不敌众，最后战斗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另一位是工作人员唐义和，在土匪进场时，因来不及撤退，在街上被土匪抓去，遭到枪杀。
回忆到这里，李德恩的眼神中露出悲伤和惋惜，也让在场的人一起陷入对革命先烈深切的缅怀中。对眼前的李德恩老人，大家则充满了崇敬和感激。
听老兵讲那过去的故事
我有话说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在这个对军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里，3名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兵，不由得想起部队、想起战友和曾经战斗过的岁月。虽然身体不再挺拔，手指甚至不能全部伸展;虽然没有军装和军帽，记忆也已经开始模糊，可标准的军礼，是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他们都去了，只有我们两个活了下来”
86岁的贾天宝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偶尔说起打仗时的事，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兴奋，他的眼睛总是格外闪亮。
1944年，只有16岁的贾天宝参加了晋察冀边区二分区43团的八路军，为的就是打鬼子。“我是当时的少先队队长，日本人来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还不如主动拿起枪杆子和他们战斗。”贾天宝说。
贾天宝的家乡在山西定襄县，同去参军的还有村里的7个老乡。自他走的那天起，奶娘就天天坐在村口张望，盼着他回来，竟然将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磨得光溜了。这是他回家后才知道的事情，其他的5个同乡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每当看到近两年拍的抗战题材电视剧，贾天宝总会气愤地转身离去。“演得太假了，日本人怎么会一推就倒，打一枪就躺下不动?他们很顽强，很凶狠，即使受了伤也会狠命往上扑。”贾天宝说。
1944年3月，贾天宝跟着部队攻打山西五台县，他不记得打了鬼子多少炮楼，但因为自己擅长跑跳，那场战役中他毫发未伤，但连长牺牲了。每天生活在枪林弹雨中，贾天宝逐渐适应，他跑得快，跳得高。马背上放6个背包，他一下子就能跳过去，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本领，他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那时，敌人的装备比他们的好，他们有时一天只能领到3颗子弹，弹夹中装的，是用玉米秆削的充数的假子弹。3颗真子弹，每个人不到万不得已根本舍不得用。“即使缺少武器，可在1944年后半年的战役中，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日本兵的变化。他们那时似乎已经不机灵了，很狼狈。”贾天宝说。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他所在的部队立即开往谷北口平泉县与国民党抢地盘，解放战争又开始了。
在贾天宝的左胳膊上，有个很深的弹痕印记，这条胳膊一直没办法使劲。他说，这是1947年攻打石家庄时负的伤，正因为这次负伤，他与大部队彻底脱离了联系。
负伤后，贾天宝被送回了老家，办理了退伍，然而他的党组织关系却没转回地方。伤势痊愈后，一心还想回部队的贾天宝来到河北定县(现河北定州市)找部队，没想到头部被子弹擦破了皮，“如果子弹再向下偏0.5厘米，我的小命也就没了。”老人笑着说。养伤期间，贾天宝与部队首长书信联络，他们也急切地盼望他回去，但当贾天宝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发时，得知部队已开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去了。老人遗憾地说：“再没和部队联系上。”
说到7名参军同乡的近况，老人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眼中泪光闪烁，喃喃地说：“他们都牺牲了，只回来我们两人，都牺牲了……”
参军打仗的想法再也无法实现，贾天宝便携家人来到了包头。闲暇时，他喜欢教两个儿子打枪。这一辈子，他一直保留着部队的作风，按时起床，到点吃饭，吃饭时不允许说话，不允许将饭粒撒在桌上，不允许剩饭。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传承下来，成了家风。
修路最累的时候走着路都能睡着
今年74岁的陈恒岭老人是和平时期的老兵，却也有不平凡的军旅生活。1958年，受朝鲜战争的影响，父母们都不愿意让孩子去参军。陈恒岭背着父母报了名，当政审干部到他家中家访时，母亲虽然不同意，但父亲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支持他参军，那年他18岁。
参军的第一年，他就入了党。1958年，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炮兵部队参加了大连旅顺口的国防施工任务，1959年春天，开始了铁岭到法库的修路任务，1960年开始挖沈阳盘锦运河。每天的劳动量很大，有时候需要持续劳动14个小时，但是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生怕自己落后。陈恒岭说：“那时干活，领到任务就可以了，一切困难都是自己克服，很少有完不成的，没有一点儿机械，这些工程都是纯手工完成的。”他回忆说，那三年间，自己始终处在觉不够睡的状态，有时候走路去工地，路上就睡着了，怎么去的都不知道，可一干活就清醒了。
陈恒岭清楚地记得，1960年过完“五一”的时候，部队粮食严重短缺，那时任连队司务长的他开始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去地里挖野菜，去大街上扫树叶，用粉碎机打碎后放入水缸中用木棍搅拌，泥沙被洗掉后，这些野菜和树叶被掺在大麦面里捏成窝窝头，烧一锅开水里面滴几滴酱油，每人中午两个窝窝头和一碗加了酱油的开水就算美味了。早上一碗高粱米粥，晚上一碗面糊。那个时期，大家真正体会到了挨饿是什么滋味。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部队展开了生产自救。陈恒岭带领战士们开垦了70亩荒地，秋天收获了4万斤黄豆，30多万斤大萝卜和近3万斤土豆。他们还曾经在乌梁素海种了400亩小麦，7月份割麦子的时候，裤腿像在水中浸泡过一样往下淌汗，但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不叫苦。即使在为吃发愁的年代，陈恒岭在部队还报了初中班。
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然而，陈恒岭最怀念那段日子。“那时候，90%的人都积极向上，谁都不甘落后，干活不用催，也不会应付。我感谢在部队的那些年，我认为解放军是最好的大学。”
现在出去，陈恒岭永远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衣服一尘不染，在大家眼中，这是位颇有气质和素养的老人。而他也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他算了一下，如果抛开水电暖费不说，他和老伴儿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大约只需100元。“没有过过艰苦的日子，是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体会的。”陈恒岭感慨地说。
一个人在盘山路上运了三天三夜粮食
虽然退伍已经几十年，冯其祥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还是总不离身。小区里很多人都笑话他抠门，舍不得买新衣服，舍不得打手机，可他觉得，只有亲身经历过生死和饥饿，才懂得该珍惜什么。
翻看以前的老照片，眼睛已经老花的冯其祥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哪个是姐夫，哪个是姐姐，二寸黑白照片上的冯其祥略显瘦弱，却很有英姿飒爽的气势。1950年，母亲将他和姐姐、姐夫送去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军队，那年，他只有16岁。
冯其祥被分到了汽车连，在部队设在大同的汽车学校培训了几个月后上了战场，任务主要是为前线的士兵运送粮食、汽油和炮弹。他回忆说，当时朝鲜的战场都在山区，山路紧邻悬崖峭壁，每条盘山路上几乎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运输多半是在夜晚进行，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开车时不允许开大灯。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他们吃不饱，朝鲜人也吃不饱，有时候，他们会用罐头与朝鲜当地的老百姓换咸菜吃。他说，《上甘岭》那部电影拍得很真实，基本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虽然不上战场，但危险是常有的。有一次，冯其祥在朝鲜阳德运输汽油桶的时候遭遇了敌人的轰炸，轰炸很猛烈，他们不得不下车躺在水沟里。他的汽车距离自己只有3米远，在一轮轰炸过后，汽车后面的汽油桶被炸上了天，整辆汽车都被掀飞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爆炸，能活下来，他觉得完全是幸运。夜晚在盘山路上开车，又不允许开灯，速度可想而知。一次在为前线送粮食和炮弹的时候，他一个人开了三天三夜。正是这样的劳累，不到20岁时，冯其祥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1952年，因为病情加重，他不得不回国住院治疗，经过手术切除，他的肺只剩四分之一，医生曾断言他只能活到40岁，这位乐观的老人如今已82岁了，还能自己买菜、洗衣、做饭，照顾多病的老伴儿。
对于3月底韩国送还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报道，冯其祥说：“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他们回来了。(那场战争)死了很多人，记得在一场战役中，一个营的300多人打得只剩下一个人，因为武器不如敌人先进，战友们拼得很顽强。”
值得庆幸的是，他和姐姐、姐夫都活着从朝鲜战场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