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一天副局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岁，已有了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颧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笔，他努力自己动手。我发现他汗流浃背伏案而写的不仅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
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肯低头、不断进行辩驳的被批判者的我还要艰难。会场主持人多次厉声敲打他，甚至于点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发。仅余的左眼目光平视，穿过狂热的会场，穿过冰冷的墙壁，望向原野，望向战壕中的战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让许多人在它面前汗颜、低头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岛农场劳动近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在厅办大朗农场继续劳动。这时身残的陈主任正下放在大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他见到我，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关心地劝我认错，只平淡地说:“要注意身体。”我心领话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从海南岛回来时，严重水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鼓励我。陈主任没有把从海南岛回来的这批待罪之人当成劳改犯，而是当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试种的肉草，每人都挑着200斤左右的担子从水田里走上岸过磅，正好他路过，有人拦住他向他报丰收，报大伙担子的重量，他听后高兴地鼓励了几句又说:“以后不要再挑这么重的担，不要弄伤了。”那年春节前，副场长要我们下塘给厅里打鱼，塘大拉网小，几十个人在塘里泡了三四个小时才打上二三百斤鱼来。正值寒流袭来，上岸后个个冻得浑身发紫，觳觫不已。陈主任正在食堂了解过节的供应，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副场长告诉他说:“是下塘给厅本部打鱼。”陈主任不满地说:“他们过几天吃鱼就不行吗？正是寒流到来的时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场长辩解:“不是想给厅报个丰收嘛！”陈主任愤怒了:“这种喜报不报也罢！”接着他吩咐事务长，晚餐给每个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饭(半斤米)、四两酒。农场结束后，陈主任留在大朗办商业干部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对这位独目断臂、宁折不弯的“当权派”一点办法没有。再后来陈主任又调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他荣升的消息。我想这属必然，像他这样耿直的人，是不会与谋权者合流的。
上世纪末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前几年他去了，清贫一生，留下的只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