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久，就信了～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 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每次返回到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世纪更替的那 XX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到：“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为科学家。 二．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是悲剧。 大前天（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 13 岁时，印度独立了，祖国却被英国～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乡却是印度的博帕尔。博帕尔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顺便提到，二十年前的1984年，博帕尔市发生过一起着名惨案。那里的一家美国工厂泄漏了40吨剧毒气体，导致3150人立即死亡，5万人失明， 8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影响接受治疗，占博帕尔市总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学院学习，不久又去欧洲学电气工程和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了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能知识。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5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

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相当，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国、～、中国、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 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8年11月21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5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作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作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 XX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学生，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飞航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贴，也很有意思。跟贴的作者回忆说： “92 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 1995年，他 80岁了，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着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