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下午，市教育局通知我出席行风监督员会议，因新居民事务局参与对全市25万新居民未成年子女的服务管理工作，其中约12万人在义务教育阶段，于是教育局在新居民局聘请一名行风监督员， XX-XX年的行风监督员由我担任，聘期两年。所谓行风监督员其实也没多大任务，无非是教育局的半年或年度总结出来后，征求一下意见，一年也就出席一、二次会议，座谈一下。
行风就是行业风气，行风监督就是让行业外的人来监督本行业风气正不正，就教育来说，一般集中在招生是不是开后门；能否做到公平、公正；教师在私自创收补课，合不合法，应由谁处理；收费是不是规范；升学率低的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等等。事实上，每次的监督员会议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大多是就本部门的工作附加给教育部门。
曾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向我诉苦：现在的校长，主要的精力不是在搞教育，而是在应付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每年收到的政府部门文件100多个，大多与教育无关，却个个比教育重要，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什么治安保卫、防恐措施、校车安全、食堂卫生、法制教育、交通知识，还有配合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等等，加上各种检查、考核，那有精力去研究教育。
校长的话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长们关心的是，开学了，又要为孩子缴学杂费了，是去借呢还是先欠着。开学后老师讨学杂费成了主要任务之一，至于孩子读什么学校，学习成绩好不好，不是家长们关心的事，那是学校老师的事。那时的学校也有好坏之分，比如我到三年级下半学期，就因为成绩好被选送到中心小学。
那时的老师对学生也特别严，老师上课拿一根教鞭，有一米多长，教鞭的作用不仅仅是指着黑板上的字，还有让学生恐惧的作用。哪个学生做小动作，或者注意力不集中，你都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到你身边的，头上早就挨了一教鞭。有几个成绩差的学生，几乎每天挨教鞭，尽管如此，差的就是差的，教鞭吃得再多也还是要留级，人的个性差异是先天注定的。
自从“文革”批了“师道尊严”之后，学生再也不用怕老师了，老师也不用那么负责地教学生，特别是到了独生子女这一代，老师胆敢体罚学生，被家长知道一定会让老师吃不了兜着走。家长想让学生成绩好一点，可以，你出钱吧，老师给你补课。至于想进重点学校，推荐制是不可能了，凭借权力、金钱、社会关系，哪个校长挡得住？
当我的儿子要上学了，我当然也不落后，让退休了的母亲出马。母亲当年撤地建市时被分到新组建的城区教育局，对教育局的建立有过贡献，于是对教育局领导提出请求：我为单位作了贡献，没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现在孙子要读书了，希望能安排在实验小学。局领导能不考虑一个老同志提出的请求吗？于是儿子理所当然地进了重点小学。
儿子要上初中了，母亲的房子正好处在三中地段，而这时母亲已退休多年，早已是一杯凉茶，于是我亲自出马，将全家的户口迁到母亲这儿。有个同样迁户口的家长对我说：你这是假的，你儿子并不在奶奶这儿住，我们是房子过户住在爷爷奶奶家，并经过公正的。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房子没过户难道老人会带走？没经过公正就不是自己孙子了？
上高中和大学就只能是孩子自己的事了，当然也有中考缺几分不能进重点高中的，学校招收一定比例的议价生，家长肯出钱还是可以进的。听说一分1万，但只要能进，家长们哪怕是借钱也不会放弃，全然不顾孩子最终能不能跟得上学业。好在我儿子学习不错，从没让我们在学习上花过额外的钱，所以也就从不关心这方面的行情。
应该说现在学校的环境、设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空前的，于是社会对教育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部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聘请行风监督员也是对付社会压力的一种手段。不过我认为学校就是搞教学的，培养学生成为国家有用人才是主要目的，校长们不研究教育，总是在应付行政事务这是得不偿失，应该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