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今天，我很荣幸和大家在一起，参加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毕业典礼。我从没有大学毕业。说实话，这是迄今为止我最接近大学毕业的一天。今天我要向你们讲我人生中的三个故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三个小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把生命中的点连接起来。.
我在reed大学读了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但是又在校园里旁听了十八个月左右，然后才真正离开。我为什么要退学呢?
这要从我出生前讲起，我的生母是一个未婚怀孕的年轻大学生，她决定把肚子里的我送给别人抚养。她强烈希望收养我的家庭具有大学学历，所以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律师和他的妻子收养我。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在我来到人世的那一刻，他们突然反悔了，决定只收养女孩。因此，在收养名单上排在后面的我的养父母，半夜接到电话："我们有一个不在计划之中的男孩，你们想要他吗?"他们回答："当然。"我的生母后来发现，我的养母没有大学毕业，我的养父没有高中毕业。她拒绝签署最终的收养协议。几个月后，我的养父母承诺送我上大学，她才同意签署协议。
十七年后，我真的上大学了。但是，我很幼稚地选择了一所几乎与斯坦福大学一样贵的学校。我的养父母都是蓝领阶层，他们的所有积蓄都用来付我的学费。读了六个月以后，我看不到这样做的价值。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如何帮我找到答案。而且，如果我在大学里待下去，就会花光我的父母整整一生的积蓄。所以，我就决定退学了，相信这样行得通。那个时候，我确实担心害怕，但是回过头来看，那是我的最佳决策之一。一旦我退学了，就能不上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必修课，可以开始旁听那些我有兴趣的课了。
这件事也有艰苦的一面。我没有宿舍了，就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退回可乐瓶可以拿到5美分，我把它们积累起来换东西吃。每个星期天晚上，我步行7英里穿过城市，到教会吃一顿免费的丰盛晚餐。但是，我还是心甘情愿。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觉走，我误打误撞遇到的许多东西，日后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那时，reed大学开设可能是全国最好的书法课。校园里的每一张海报、每个抽屉上的每张标签，都是优美的手写体。因为退学后不用上那些常规课程，我决定去上书法课，学习如何写出优美的字。在那里，我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学到了改变不同字母组合之间的间距，学到了版面设计如何才能优美。它是那样的美、富有历史感、艺术的精妙，科学不能捕捉到这些，我发现它太迷人了。
这些东西，没有一件看上去对我的人生有实际的价值。但是十年后，当我们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的时候，它们都帮到我了。我们把它们都设计进了产品。那是第一台有着优美操作界面的电脑。如果我不曾在大学里旁听那门课，mac电脑就不会有多种字形，或者按比例间隔的字体。因为后来windows操作系统抄袭了mac，那么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都没有它们。如果我没有退学，我就不会旁听书法课，那么个人电脑可能就不会有它们现在的那样漂亮的界面了。当然，我还在大学里展望人生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些点都联系起来。但是十年后回头看，它们之间的联系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
再说一遍，你展望人生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些点连起来;只有当你回顾人生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你必须有信心，相信这些点总会以某种方式，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你必须相信一些事情----你的勇气、命运、人生、缘分等等。这样做从未令我失望，反而决定了我人生中所有与众不同之处。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和损失的。
我很幸运，在人生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热爱的事情。我和沃兹尼亚克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创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我只有20岁。我们勤奋工作，十年后苹果公司从一个车库里的两人小公司，成长为超过4000个雇员的20亿美元大公司。在那之前一年，我们刚刚发布了最完美的产品----macintosh电脑，我也才刚过30岁。但是接下来，我就被解雇了。你怎么可能被一家自己创立的公司解雇呢?事情是这样的，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雇来了一位我眼中的天才，与我一起管理公司。第一年，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以后，我们对公司发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了分裂。最后，董事会站在了他的一边。所以，30岁的那一年，我被解雇了，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整个成年人生的生活重心，离我远去，真是毁灭性的打击。
最初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太让人失望，上一代企业家交给我的接力棒，已经被我掉了。我与 david packard和bob noyce见面，试着道歉我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我的失败被大肆曝光，我甚至想过从硅谷逃走。但是，慢慢地，有一件东西让我看到了曙光----我依然热爱我做的事情。苹果公司发生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我确实被否决了，但是我仍然热爱这个事业。所以，我决定从头开始。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后证明，被苹果解雇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好的事情。成功者的负担，重新被初学者的轻快取代，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很有把握。它解放了我，让我重新进入又一个人生最具有创造力的时期。
接下来的五年，我成立了一家叫做next的公司，以及一家叫做pixar的公司，与一个美妙的女子坠入爱河，然后结为夫妻。pixar生产出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动画电影《玩具故事》，目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动画电影工作室。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奇妙转变，苹果公司收购了next，我又回到了苹果公司。我们在next开发的技术，现在是苹果公司复兴的关键。我还和劳伦妮组建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很肯定，如果我不被苹果公司解雇，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虽然这个事件的滋味像药物一样苦不堪言，但是我想病人需要服用它。有时，生活会对你迎头一击，这时不要丧失信心。我确信，唯一让我保持前进的动力，就是我热爱自己做的事情。你必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无论对于公众，还是对于爱人，都是如此。你的工作是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真正令你感到满足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做你心目中的伟大工作。做成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事情，那就继续寻找，不要妥协。就像与内心有关的其他事情一样，当你找到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的。并且与所有伟大的感情一样，时间越久，它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不停地找，直到找到为止，不要妥协。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的。
十七岁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那么将来你最可能过上正确的生活。"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去33年来，我每天早上看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会不会愿意去做今天将要做的事情?"无论何时，如果一连好多天，答案都是no，我就知道需要作出改变了。
记住自己不久就将死去，这是我发现的最重要的工具，帮助我做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因为几乎所有事情----外人的期待，内心的骄傲，对于失败或出丑的恐惧----所有这些事情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只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记住你将要死，这是我所知道最好方法，免于念念不忘你可能会失去某件东西。你已经赤身裸体了，没有理由不跟随你的内心。
大概一年前，我被诊断得了癌症。早晨7点半，我做了一次全身扫描，它清楚地显示我的胰脏上有一个肿瘤。我那时甚至都不知道胰脏是什么。医生告诉我，已经可以肯定，那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癌症，我的生命预计不超过3到6个月。医生建议我回家把事情安排好，这是医生对于"将要死亡"的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你要试着把你原以为未来XX年才对孩子们说的事情，放着几个月里告诉他们。它意味着，你要确定把原件事情都安排好，使得对于你的家人来说，一切变得尽可能的简单。它意味着，你要和一切告别。
一整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那个诊断。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活检，医生将内窥镜塞进我的喉咙，穿过胃，进入肠子，又用一根针刺进胰脏，从肿瘤上得到一些细胞。我很镇定，但是我的妻子(她也在场)告诉我，当医生从显微镜观察那些细胞时，他们开始发出惊叹，因为他们发现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胰腺癌，可以通过手术治愈。我做了手术，现在感觉很好。
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刻，我希望今后几十年都是如此。有了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死亡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智力上的有用概念，我可以更确定地告诉你们：
没有人想死，甚至那些渴望升入天堂的人也不想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人生终点。没有人可以逃脱。事情可能本来就应该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好的单项发明。它是让生活改变的一种手段。它清理旧的一代，为新的一代创造空间。现在你们是新人，但是在并不太遥远的某一天，你们将慢慢成为旧的一代，被清理出去。很抱歉，我不想说得这么戏剧化，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过其他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是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不要让其他人的意见淹没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跟随你的内心和直觉。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奇妙的出版物，叫做《地球商品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它是由一个叫做stewart brand的人，在距离此处不远的menlo公园创造的。他诗一般地将它带到了人世。那是六十年代末期，个人电脑和桌面出版还没有问世，它是由打字机、剪刀和一次成像照相机做成的。它有点像纸质的google，不过是在google诞生35年之前。它充满了理想主义，包含了许多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想法。
stewart和他的团队发行了几期《地球商品目录》，然后他们顺其自然地推出了最后一期。那是70年代中期，我跟你们现在一样大。最后一期的封底，有一幅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如果你喜欢冒险，那就是你可能会搭便车旅行的那种道路。在它下面有一行字："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你们即将毕业，开始新的旅程，我也这样地祝愿你们。
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非常感谢各位。
比尔·盖茨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比尔·盖茨：
毕业生，祝贺你们!能站在这里，梅琳达和我都很兴奋。每一个收到邀请，能够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人都会又紧张又兴奋——但我们尤其高兴。
长久以来，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软和我们的基金会青睐的大学之一，而现在它正迅速得到我们家族的喜爱。我们的原则是让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事实证明，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现在，有30多个我们基金会投资的研究项目都在斯坦福开展。当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统从而帮助治愈绝症时，我们与斯坦福开展了合作;当我们想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以便使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读得起大学时，我们又一次与斯坦福展开了合作。
这里天才汇聚，思想灵活——人们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人们在这里可以饶有兴味地一窥未来。
梅琳达：
有些人叫你们“呆子”——而你们则自豪地接受了这一绰号。
比尔·盖茨：
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所斯坦福的校园里发生着许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达和我用一个词来说明我们对这里的热爱，那么这个词是“乐观”。在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氛围，即创新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我于1975年离开了这所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学校，并从此一去不回头。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强大，并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将近40年，而梅琳达和我也已经结婚20年。如今我们比以往更加乐观。但在我们共同的旅程中，乐观精神是逐渐延续的。今天，我们希望将自己学到的传授给你们——并且告诉你们，我们大家的乐观精神将会如何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罗·艾伦和我初创微软时，我们想让人们获得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这是我们使用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在这个领域中的一本开创性书籍的封面上有一只举起的拳头，书名叫做《计算机的解放》。在那时，只有大公司才能买得起计算机。我们想使普通人也也能买得起——并且使电脑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见证了个人计算机使人们获得的深远力量。但这种成功又带来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拥有了计算机，而穷人家的孩子无法拥有，那么技术反而会使不公平的状况加剧。这种状况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信念——技术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致力于缩小这种“数字鸿沟”。我将它作为微软发展的重中之重，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发展的重点——向公共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并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访非洲时，“数字鸿沟”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是因公务去的那里，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开会。期间，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户人家里。那时距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举为南非总统从而标志着种族隔离的结束仅仅过去了三年时间。当我坐下来，与那户人家的主人们一起用餐时，他们就摇铃，将管家唤过来为他们服务。用餐结束后，男女宾客会分开，男士们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时我想，“还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根本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维托，这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的贫穷小镇，这里曾经是一个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中心。
从市区到这个小镇只有很短一段距离，但进入小镇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谐。我进入了一个与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维托之行早早地就为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了计算机和软件——这些事是我们在美国就曾做过的。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阅读过有关贫困的数据，但我从未真正见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皱巴巴的铁皮棚子里，里面不通电、不通水，也没有厕所。大多数人都不穿鞋，赤着脚走在街上——只不过那里也没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轧出的一条条车辙。
社区中心没有接入稳定的电源，因此人们装配了一条长达200英尺的延长电缆，从外面的一个柴油发动机接入到社区中心。看着这堆装备，我知道，现场的记者们和我一离开，发电机就会被挪走，去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社区中心的使用者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生活的挑战而忧心忡忡，因为个人计算机并不能为他们解决这些挑战。
当我对媒体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评论时，我说：“我们在索维托所做的是一个里程碑。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先进技术是否会将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我们所做的将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读出这些句子时，我明白它们都是些不相干的话。我没有说出的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并没有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大陆上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但是我们非常确定，将会为你们带去计算机”。
去索维托之前，我以为自己理解这世上的问题，但我却对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所见到的让我大为吃惊，因此我必须问自己，“我还相信创新能够解决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吗”?
我对自己承诺，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导致人们贫穷的原因。
多年以来，梅琳达和我的确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后来有一次去南非时，我探访了一家治疗耐多药肺结核(mdr-tb)的医院，这种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记得那家医院，那里充斥着绝望。那里有着巨大而开阔的病房，许多病人穿着睡衣，戴着口罩，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
医院里有一层是儿童病区，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婴儿。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学校，身体状况足够好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但是许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见好转，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开着学校。
我与这里一位30出头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结核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开始咳嗽。然后她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她感染了抗药性肺结核。后来，她又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还是有许多mdr患者等着在她腾出床位之后占据她的床。
那是一个地狱，那里的人们都在死亡名单上等候着。
但是面对地狱，我的乐观精神并没有减退，反而使我变得更加乐观。我上了车，对与我们共事的医生说：“是的，我知道mdr-tb很难治愈。但我们应该能为这些人做一些事”。我们在今年进入了一项新的肺结核药物疗法的第三阶段。根据参与疗法的病人的反馈，以前18个月的治疗费用为XX美元，治愈率只有50%，而如今六个月的治疗费用在100美元以下，治愈率能达到80%到90%。失败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们经常会把乐观当作虚假的希望加以摒弃，但同样存在着虚假的绝望。
正是这种态度宣称，我们无法打败贫穷和疾病。
但我们一定可以。
梅琳达：比尔在参观完那个肺结核医院之后就给我打了电话。通常我们在旅行期间通话时，只是回顾一下一天中的行程：“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这些是我今天见的人”。但那天的电话很不一样。他说：“梅琳达，我去了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说了句：“回家后我会告诉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经历了些什么。看到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你也会心碎的。但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们的话，你就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比尔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与朋友们一同到印度旅行。在离开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时间见了几个性工作者。我本来希望跟她们谈一谈，她们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但她们却想说从事这一行业的耻辱。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被丈夫抛弃才开始做妓女的。她们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才能养活孩子。在社会上的其他人看来，她们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抢劫、殴打甚至凌辱她们，而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
与她们一起谈论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非常渴望与我接触，似乎肢体接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后来我又花了些时间拜访一个绝症患者之家。走进一个大厅，我看到了成排的简易床。每张床前都有人照料着，除了远离角落的一张床无人走近，因此我走了过去。这张床上躺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性。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悲伤的棕色大眼睛。她骨瘦如柴，快要死去了。她的肠胃里无法储存任何食物，因此人们只能让她躺到一张简易床上，在床的底部挖出一个洞，她可以通过这个洞将一切排泄到床下放着的一个便盆里。